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文学界鲜能在社交媒体中掀起波澜。

近日也只有两个消息跟文学沾边，一则是北京北师大附近的盛世情书店停业，店主手书告别信；另一则是作家余华出席某培训机构活动，以《如何在中高考中写作文》为题进行演讲。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老书店谢幕、知名作家站台，怎么琢磨都透着一股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

两则消息看似毫不相干，但前后脚出现仍令不少自诩为“知识分子”的人们唏嘘。

但仔细想想，也并非没有联系。

时代、观念、认知都在改变，但那句老话没变：

“别跟生活过不去。”

20分钟的讲座，余华全程念稿

余华登台发生在3月10日的上海，那是某培训机构组织的为“中高考冲刺”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和余华同场登台的还有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刘擎、樊登读书创始人樊登，以及中高考政策研究专家熊丙奇。

从视频上看，余华在舞台中间并不松弛，反而有些拘谨，近20分钟的演讲几乎全程念稿。

“你们看我拿着讲稿上来，就知道什么是因材施教了，我也会上课，但因为年纪大了，经常说了上半句忘了下半句。不写稿，就不知道说什么。”

在演讲中，余华表示，自己没有做过中学老师，但是做过学生的作文竞赛的评委，和语文老师有共事的经历。语文老师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浏览作文的速度极快。“他们不一定能细读全文，但是他们有一双火眼金睛，专门看作文闪亮的地方。所以，如何写出亮点至关重要。所以，写作要根据阅卷老师习惯来。”

在说完这句话后，余华进入了“恰饭”节奏，“写好作文不容易，需要老师的指点和课外辅导。”随后口播了一句广告语。

之后，余华讲出了一些自己认为中高考写作中的“干货”：备好素材、不要远离重点、积累名句和细节等。

但显然作为看客的网友并不买账，有人表示看了余华的表现，只有四个字的感受：

“文学已死”。

随后，余华登上热搜，引发人们的热议，作为有记忆的互联网，人们很快找出了余华曾经接受的电视采访，他在采访中表示，自己高考落榜了，并没有考上大学。

“高考落榜的人有没有资格教孩子写作文？”

这个话题显然比“文学已死”更有传播性，短短半天内，余华上了两次热搜。

观点、评论、态度、回忆、感想，交织在一起，相互碰撞着。在暴风眼中的余华，则是选择了三缄其口。

其实，相比起余华的登场，同台的刘擎其实应该面对着更大的尴尬，这位曾经登上过《奇葩说》的新派学者，曾经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过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思路，和当下应试教育多有相悖之处，令人颇感欣喜。

但最终，余华还是独自扛下了所有的“伤害”。

作家讲作文，降维打击效果几何

有过近30年高考语文教学经历的退休教师袁建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起这事仍有些愤愤不平。

“我们要承认，文学是一种高级的体裁，里面凝练了作家的观察、积累、感悟并使用极具风格特点的文字呈现，这和应试教育中的作文写作的要求根本不一样。”

袁建华认为，在中学教育中，作文其实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体现，这个能力涵盖“听说读写”的各个要素，会阅读、会思考、会理解、能驾驭文字，并且应试过程中是限时创作，和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区别。

“一个作家可以一辈子就写一本书，高考能这么写么？”

在袁建华看来，余华讲述自己那套创作理念是无法在短期内提升学生的作文水平的。而如果他按照应试教育的要求来讲，“那比他讲得好的老师有的是，也用不着他来讲。”

让袁建华颇感不满的是，余华提到的那句：“写好作文不容易，需要老师的指点和课外辅导。”

“这里要看怎么叫好，哪个作文写得好的学生，是靠课外辅导的？真正有天赋写得好的孩子，老师只用把控方向就行了，甚至不需要太多指导，需要老师指点和辅导的孩子最终也就是能让作文达到一个合格的标准，但要说好，哪个老师敢说自己一定能教出写得好的学生？”

人大附中语文教师翟彦在自己制作的初中作文教案中提到，学生可以通过走进小说天地进行写作训练，在她的教案中，要求学生结合小说阅读和平日的阅读积累，合理运用小说人物的创作方法，突出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要求学生们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切忌盲目叙事，缺少描写，从而出现人物形象单薄的问题。

由此可以看出，通过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分析写作方法，是可以提高学生在作文写作某个点的能力的，但这并不是应试教育作文写作的全部。

几乎所有语文老师都会鼓励学生去多阅读，拓展阅读面，增加思考理解的能力。但最终的中高考写作，按照文学的标准和方法去写作，标准和风险都有些太高了。

余华讲作文写作，也并非没有拥趸。

作家叶克飞就发文表示，以作家身份对孩子们提供意见，不存在问题，让作家与中学生建立联系，即使是以功利化的培训机构活动为载体，仍然是当下社会相对最不功利的一种选择。余华站上讲台，若能引起更多人对他和写作的兴趣，进而在解锁作文技巧之外，得到思想层面的启示，视野也被打开，乃至写作火种被引燃，那显然是好事。

事实上，研究余华的讲座后发现，他并没有讲述太多个性化自我化的内容，反而走的是主办方画好的那条道，所述知识点，也都是尽人皆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名家站台培训机构，面对的并不是学子，而是家长。

对于聘请名人助场，某培训机构相关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些名人往往出场费用不菲，不可能常驻培训机构开设课程，出席活动也无非是利用其自身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打造培训机构的品牌效益。

“现在的学生家长也很精，一个课程动辄上万块钱，都瞄着名校名师，真让余华来开门写作课，家长不见得会买单，这不是钱的事，是时间耽误不起，没人敢去赌这一把。”

文学抵达了现实

按照一些人的思路，余华是缺钱了才参加的培训机构的活动。

但余华，缺钱么？

用余华的小说《活着》为例，从1992年发表至2020年，《活着》的销量已经突破2000万册。在中国作家富豪榜上，余华以1550万的版税收入，高居第二位。

在余华的小说《兄弟》问世时，有记者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现在阅读风气改变，文学影响力日渐低微，你靠什么生活？

《活着》一书让余华拿到1550万版税

余华回答得很简单：靠版税。

15年过去了，不知道现在再有人问余华靠什么生活，他会不会说：靠给孩子教作文。

其实对于余华和作文之间，本不存在任何鸿沟和障碍，一个用笔杆子吃饭的人去教孩子写文章，听上去并没有太大的违和感，最终还是要看他讲授的内容有没有价值，内容的价值能否换成真金白银的价值。

如果这个算式最终成立，那么也许还会有更多的余华站到培训机构的舞台中央。

就像新京报书评周刊所说的那样，对余华来说，由此引起的议论和批评却不仅仅是他是否有能力教授初高中生写作文，反而是人们对文学创作与应试作文的矛盾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职责等义务的怀疑。

人们从余华这一行为上所遭遇的破灭之所以看似远远超出了这一件小事所能蕴含的意义，或许正是因为它再一次展现了现代资本和市场所具有的力量，以及知识分子在面对相关问题时可能出现的逡巡与无奈。

2019年4月，余华正式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至今消息还停留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官网上，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丽就对余华投身文学教育的热情给予了肯定。当天，还举行了一场名为“文学如何抵达现实”的论坛，论坛中余华也发言了。

不知道在北师大的两年中，余华有没有让“文学抵达现实”，但培训机构的短短20分钟，余华和文学就双双抵达了现实。

巧合的是，那家关门大吉的盛世情书店，正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东门外。

盛世情书店致读者信

店主手书的告别信让很多人动容：“奈何子不承业，又罹诸孽，故不再寻新址，店即关停，安度残年。”

它，可能也抵达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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